至于他们制作家礼的原由，我们曾经指出，大致有三：其一，这是宋儒挽救世风、淑世惩弊的结果，针对的是五代道德无耻的世风（如对冯道的不齿）。

夫果其汲汲于利也，而可谓之士乎?吾直以为商焉而已。我们可以将晚明时代等同于白银时代。

作为晚明历史变迁的一个突出因素是人口的暴涨。[8]赵轶峰：《明代历史的自律》，载《明代的变迁》，第325页。如何理解这些变化，特别是如何理解这些变化与现时代的关系，实际上正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获得某种自我意识的来源。庶民社会的形成瓦解了旧的宗法社会的秩序，佛、道二教在这个时期发挥了庶民宗教的作用。这个时期的文化生活表现出强烈的庶民社会性，其具体表现形式大概有三种：一是白话小说的创作和流行。

故今天下之士，非士也，商也。那种虚伪的道德不是道德。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，短形立而名之曰短。

汉魏中英雄犹有正人，否则亦具文武兼备有豪气。刘邵以为平治天下必须圣人，圣人明智之极，故知人善任。而魏初乃于论实事时，且绎寻其原理。魏初名士尚多具名法之精神，其后乃多趋于道德虚无。

（二）谈论既久，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，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。何谓三等？大无功而自矜一等，有功而伐之二等，功大而不伐三等。

并谓世人徒以一面之交，定臧否之决。朴之为物，愦然不偏，近于无有，故曰莫能臣也（谓君也）。刘邵仍是名家，此义仅用之于政治，王弼乃玄学家，故既用此义于解君德，而且阐明其形上学之根据。应詹上疏谓元康时乃以玄虚弘放为夷达，以儒术清俭为鄙俗。

圣人因其分散，故为之立官长，以善为师，不善为资，移风易俗，复使归于一也。于是月旦人物，流为俗尚。选人各得其才（傅咸语），则亦善名家之术。据此诸言，可征形名、名形之辨，为学术界所甚注意之问题。

刘邵志人物，而作《材理》之篇，谓建事立义，须理而定，然理多品而人异，定之实难。其告杜恕依才性能用为言，则亦兼名法家言也。

刘作《人物志》，卢作《九州人士论》，同主依名选士，考课核实。故必检之行为，久而得之。

东晋名士听讲《礼记》，虽觉入心，而叹其未关至极。《昌言》云：以同异为善恶。以上共九种二十二卷，与《广弘明集》所载梁阮孝绪《七录》名家类著录者相合（惟卷数二十三当有误字）。然其论君道，辨形名，则并为名家之说。其所举之例为汉高祖，所谓能成大业者也。五曰察人物常失于奇尤。

刘邵有见于相人之难，形容动作均有伪似。虚胜者，谓不关具体实事，而注重抽象原理。

唐刘知幾《史通·自序篇》及《李卫公集·穷愁志》均有称述。魏初名士谈论，均与政治人事有关，亦金华殿语也。

）《材能篇》曰：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，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，愚以为此非名也。此其原因有二：（一）正始以后之学术兼接汉代道家（非道教或道术）之绪（由严遵、扬雄、桓谭、王充、蔡邕以至于王弼），老子之学影响逐渐显著，即《人物志》已采取道家之旨（下详）。

名学已视为研究名位名分之理。是以战胜而争不形，敌服而怨不搆。夫品题人物基于才性，圣人之察，乃能究其理，而甄拔乃可望名实之相符。（此二语似系引当时常用语）前者名胜于实，众口吹嘘，然考之事功，则其名败。

圣人故作为名教，以平章天下。然人禀阴阳以立性，体五行而著形。

《人物志·材理篇》谓辩有理胜，有辞胜。魏代名家本采纳黄老之说，《尹文子》所陈与钟会之《道论》想大体不殊。

其后乃有鲁胜注墨辩，为刑（依孙校作形）名二篇。蔡邕《荐赵让书》曰：大器之于小用，固有所不宜。

朝廷以名为治（顾亭林语），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。至若玄远，乃为老庄之学，更不近于政事实际，则正始以后，谈者主要之学问也。《人物志》曰：能出于材，材不同量，材能既殊，任政亦异。玄亦复崇奉自然，在魏代玄学家泰初之地位颇高，而时亦较早。

其《政论》亦称贤佞难别，是非倒置。然则刘邵书之入名家，至少在梁代即然。

然魏世任嘏作《道论》，其书固亦为名家，其佚文多言政治人事，而《御览》引一条曰：木气人勇，金气人刚，火气人强而躁，土气人智而宽，水气人急而贼。甄别才性，自只可以得常士。

荀粲善谈名理，据《世说》注，似其所善谈者才性之理也，此皆名理一辞之旧义。刘邵之论性情，比之于宋明诸儒。